医美或许能有真正的互联网医院了

北宋邵雍将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皇、帝、王、伯（霸）。

敬夫以书来曰:二先生所与门人讲论问答之言，见于书者详矣。[63]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张栻集》五，第1605页。

然横渠立论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每个人或物对宇宙总体而言是分，但每个人或物具有的太极并不是分有了太极的部分，而是全体，因为前面已经说过，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所以，朱子认为太极和动静阴阳还是存在着体用的分别。盖道无不有体用，而用之中有体存焉，此正乾始元而终贞之意。[74]《答吴晦叔》，《张栻集》四，第1054页。

仁义中正，洵窃谓仁义指实德而言，中正指体段而言。如云仁所以生，殊觉未安因此，植入知识并不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秩序毁坏的终极点。

从某种意义看，庄子对于技术文明的批判很具有超前性。(1)机器人与被改造的人 人工智能与以往众多的科学技术进步之不同之处在于它集中于人的智能领域，而按儒家对于人的特性的认识，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人的智而非人的生物学属性。从庄子的思考中显现出中国思想史上对于人的特性认识的巨大分歧。第四，正常的人和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而获得别人所不具备的认知能力的人，在假定他们都存在自我意识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对于何为人的认识就会出现差异，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在身份确定和权力义务的确立方面是否应该差别化处理也会成为以后社会组织的巨大挑战。

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经常在区分君子和小人，这就是希望通过人类对于自身的人生理想的肯定来克服生命意识中的动物性的一面。在这样的社会里，儒家可能连游魂都算不上。

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看与知识的进步相一致，但知识的进步的动力则是人类实践能力的增强、工具的改良。坚持用原始的方式灌溉的老者并非不知道使用机械会省力，他是不愿意取巧。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有助于人类进行体细胞的基因治疗、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不过，这样的技术所可能造成的伦理危机也一直被人们所警惕。积累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考模式，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清除或添加。

这样君子、小人就与人的道德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产生了一致性。另一方面，人类还可能制造出自己的对手甚至敌人。再次，借助基因技术等技术会让人的生命延长，这会造成家庭结构的变形。按照目前全球主要国家所确立的原则，针对基因编辑在人类生殖细胞或早期胚胎的使用，如果胚胎在体外培养不超过14天，也不被移植入人或者其它动物的输卵管或子宫，这被视为研究行为;如果有人是以生殖为目的，利用基因编辑或者其它技术改造人类生殖细胞或早期胚胎中的遗传物质，就会被视为是一种违法行为。

从眼下的情形来说，人工智能主要还是属于工具形态的技术进步，获益者主要是一些可以用机器人替代人工的企业的老板，他们只要付出购买和维护机器人的费用，无需对付难缠的工会，这使他们的劳动效率大大提高而管理成本却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之发展对人类影响的认识，并不能指望现在的学院体制内的哲学家，而需要依靠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转而思考其工作对于人类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些科学家要力图使自己进入哲学思考，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做出判断。

对于性和命的含义的解释我们需要另作专门的讨论，这段话的核心在于说明，这些生理本能并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关键的规定性，而仁义礼智这样一些道德准则，却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项看上去比较对立的价值，在共享的观念下得到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传统价值与现代观念在当下中国的和解。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从儒家的义理出发，一定会反对通过权力或财富的继承的方式获得在智能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先地位，也即会反对一部分人凭借其社会地位来获得智能和生物上的优势地位。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并凝练自己的观念，开始通过社会分工来组织社会，并将之神圣化，这是人的自我意识提升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可以结合人工智能对于人类发展空间的拓展的可能性，来思考现代中国人应该如何理解人性和人的价值，评估中国人所看重的亲情、家庭、和睦、孝顺等等这些德目在未来人类发展中的意义。比如说，如果以现在的平均寿命75岁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理解的人伦亲情其实基本上处于祖父和孙辈这样的范围。即使在生育阶段没有进行技术干预，依然有可能通过人工植入智能芯片或其他手段改变人们的大脑运行过程，达到改变人们的记忆力、管理情绪的目标。比如我们熟悉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等。

其次，对人类的特性可能造成更大影响的就是人工智能。因为处于文明早期的先秦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对于人性的冲击还不是根本性的。

而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最值得期待的就是他们可以轻易地获得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知识，但是否能在价值和伦理方面取得同样的进展则应该是一个未知数。如果我们把义理解为正义或正当性，那么，群所指的就是人的社会性的特征，人的道德特征决定了他们可以合作，并在与动物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现有的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聚焦于人类脑智能以及人机智能融合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技术的进步逐渐使技术成为人类生活的主宰者。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亲情关系就会疏远，而实际上跟一般的陌生人相类似。关于这一点，全球现代化进程与殖民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的重合，就是重要的历史性证明。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举例来说，人类对于铁器的使用是工具演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但就技术进步的层面来说，只是利用了铁的坚硬度来开发其作为工具的特性。

从正面的角度看，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让人类诞生出健康的下一代。传统儒家对于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有两个非常典型的表述:一者出现在《左传》中，《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因为，这样的人类再生产方式将造成人类的血缘角色和社会角色的混乱。因此，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所可能带来的对于人类竞争力的提升，并不能保证泽及所有国家，反而可能加剧目前业已存在的国家间的不平等状态。

就目的而言，科技的发展已经脱离了简单的改善生活的层面，进而具备了控制人类、甚至毁灭人类的力量。由于技术能力的制约，人们还难以对自然的力量构成反制。

虽然有一些历史阶段并不直接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标识，但背后的真正推动力量，也离不开重大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模式的转变。如果我们说传统中国哲学的优势在于人性和伦理领域，那么从中国哲学界对贺建奎事件的反应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也已不复存在。每一次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变，都起因于人类技术能力的转变。首先，在历史上，人们主要是通过世袭或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方式来延续阶层地位，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身体或智力能力。

对于儒家而言，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或基本的财富单位，儒家的秩序理念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更为致命的问题是，做出调整之后的观念是否还可以称之为儒家的AI版本? 其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基本上改变人的学习过程，由此，家庭和学校在知识和人格的训练过程中之重要性将减弱。如果按《庄子》和郭象对于落马首等问题的讨论的范围，早期的思想家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争论主要在于人是否能借助对于动物和植物的改造来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这个时代的技术发明还局限于利用自然物的一些特性来进行直接的使用，比如利用马的速度来改善人际交往的可能性，利用牛的耐力来弥补人类自身在体力上的缺陷。

动物们不可能提出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也就难以对生命本质、生命的意义进行反思。的确，当人工智能的未来难以真正把握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让人类难以把握自己的未来的时候，我是谁我选择、我成为这样的问题才重新焕发出其力量。

唐代学者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换言之，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主要的地方，并不是人与动物相似的地方，而是人与动物之分别的关键点。